杨东平:高考制度仍需一次深刻的变革

by admin on 2019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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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重视公平而式微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从权力视野看科举的公平观和科学观,可以发现公平竞争是等级社会下国人的刚性权力要求,是统治阶级加强精英治国的需要,行政权力服务于公平竞争的策略是尽可能谋求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但这并不能得出考试制度改革首重公平的结论。科举式微科学,因为科学不是国人的刚性权力需求,更因为行政权力的意识形态统治逻辑,但恰恰是这些逻辑削弱了学术的自由逻辑,影响了选贤任能的选拔目的实现,加剧了中国科技的落后。吸取科举历史教训,当今选拔性考试制度改革,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公平性,但不应以牺牲科学性为代价,相反还要吸取科举的历史教训,大力加强招生和考试部门学术权力自由的逻辑,削弱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始终注重考试科学性的能力建设。

  在高考30年这场季候性的怀旧里,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显得有些迟钝。

再谈中国教育难出大师之痼疾 曾飞
笔者一再就中国教育的弊病与培养创新性人才之重要性发表议论。其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复兴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创新的根基还在于大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没有相适应的教育机制,一切都是空谈。国人也就难以借助民族复兴来摆脱被贫困、被凌辱的屈辱命运。
而目前中国的教育机制还没有摆脱千年官僚制科举教育的窠臼。
科举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从隋朝起用考试取士的办法替代了由诸侯家族举荐的旧体制。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体制直接限定了当时的教育内容与形式。但其影响至今依然明显地体现在高考选拔与公务员考试选拔制度上。高考与公务员考试制度也直接限定了现实存在的教育内容与形式。相应的教育体制其本质也就是考试决定人生,用考试选拔及其相应的应试教育制度强制把社会划分为上层精英贵族和下层劳苦大众两大贵贱不同的社会等级。人为分等级而还要强说这不是不平等、不公平,于是就美其名曰“机会公平”,其理论为应试教育公平论与教育筛选功能论。通俗地讲就是考试制度能够机会公平地决定人们的社会等级,其中被默认的自然是中国社会划分为精英统治层与劳苦大众被统治层的合理性。对此,茅于轼公开阐明了其要义:一个社会要想稳定,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社会稳定的第二个条件,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精英分子,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底层群众的利益。(2009年10月17日凤凰网《茅于轼:国家需由精英而不是大众治理
党要控制住利益集团》)更加“优秀”的理论则是精英“代表”劳苦大众统治社会。而不再是马克思的人民统治社会、人民当权的理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强调:“‘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那决然不是所谓的精英统治,官僚当权。反马克思主义的“精英统治,官僚当权”论奠定了用考试选拔当官的人选,用教育筛选功能强制把社会分层,使贫富两极分化合理化、制度化的教育理论基础。也就是当前教育体制为官僚统治图谋服务现状的政治基础。如此反马克思主义,违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教育体制的根基必须彻底加以动摇!

科举制度;行政权力;公平观;科学观

  他主持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经过几年的调研,即将推出民间版的《中国教改方案》,其中不乏对高考历史沿革和现状的梳理,更有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胆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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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清华,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天津 300071

  给这30年划分段落

在以“精英统治,官僚当权”基础上的应试教育和教育筛选体制下,行政官员理所当然地直接把权力之手伸进了教育机构。以权谋私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教育领域的时髦。在“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口号之下,人民的血汗钱被无端耗费,大学不再是由于大师而谓之大学,而是由于豪华大楼而谓之大学。这源于官僚权力腐败的需要,兴“大师”不赚钱,兴大楼大赚钱,通俗易懂,行而有效,群起效仿,渐成时髦。于是,高校腐败频发。单单2015年04月2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高校腐败频发——十八大以来高校腐败案件已达50多起》所披露的:“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受贿、挪用公款一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周文斌被指控的2300余万元受贿款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是某投资公司为感谢周文斌在工程承接、工程款支付、审计决算等方面的关照,先后9次送给其410万元人民币和30万元港币。而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忠元和该校原党委副书记、校长范昕建,则被检察机关指控在2006年至2012年间,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财物共计1280余万元。据办案人员透露,高校基建领域职务犯罪暴露出的“潜规则”充斥各个环节,主要包括招投标环节、发包分包、施工、验收、预决算和工程进度款预付等。为获得工程项目,一些建筑企业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资金列入支出预算,这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之一”就够吓人的了。时至2018年7月1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高校反腐决不能失守》:“在招生录取和专业调整、干部录用、设备采购、基建工程、学生食堂建设等关键领域和环节,都发现了腐败问题,资源和权力集中的岗位负责人频频落马,……”。官僚之风入校,要的是权与利,与培养大师级人才根本无关。教育家不当权,大师不任教,反而是官僚当权,连学术性的“教授”,“研究生导师”的职位,也多为根本不问教育的高官所侵占。所谓高考招生实现机会公平的遮羞布,在招生腐败的攻击之下,也就溃不成军,如此自然更有利于高官和富豪们的钱权“机会公平”。何以如此?显然是利益所至。非人民之利,精英层之利是也!无怪乎厦大前校长的伟岸形象就是在台风天久久凝视着大学的高楼,还宣称厦大教育是精英教育,伟岸校长也就敢于宣称所培养的精英务必会打高尔夫,否者日后如进入上层贵族社会?如此教育,无论口号再响亮,教育投入再增加,能正常地培养出大批科技大师和高素质经济发展人才那才怪呢。
为人民的利益负责,为民族的复兴竭尽全力的共产党人务必重视了,不彻底颠覆如此官僚教育的基础,实质性改革教育,实施人格教育,尊重宪法所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基本权利,真正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中国的教育才能再出大师,再现辉煌。

内容提要:科举制度是重视公平而式微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从权力视野看科举的公平观和科学观,可以发现公平竞争是等级社会下国人的刚性权力要求,是统治阶级加强精英治国的需要,行政权力服务于公平竞争的策略是尽可能谋求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但这并不能得出考试制度改革首重公平的结论。科举式微科学,因为科学不是国人的刚性权力需求,更因为行政权力的意识形态统治逻辑,但恰恰是这些逻辑削弱了学术的自由逻辑,影响了选贤任能的选拔目的实现,加剧了中国科技的落后。吸取科举历史教训,当今选拔性考试制度改革,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公平性,但不应以牺牲科学性为代价,相反还要吸取科举的历史教训,大力加强招生和考试部门学术权力自由的逻辑,削弱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始终注重考试科学性的能力建设。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30年前恢复高考这件大事?

关 键 词:科举制度 行政权力 公平观 科学观

  杨东平:我称它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它只是恢复了常识: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但没有思考面向未来的、新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围绕着高考产生的一整套应试教育,今天已经成为被批判、被声讨的对象。

一、重视公平而式微科学的科举制度能否说明考试制度改革首重公平

  人物周刊:如果给这30年划分一下段落,您会怎么分?

回顾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历史,追踪学界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可以清楚看到科举制度是重视公平而式微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千年间,公平竞争始终是科举制度的主旋律,维持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而学术标准却越来越禁锢着科学的发展,禁锢着人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在外敌入侵下连同看似稳定的国家政权一同瓦解,值得今日考试制度改革引以为戒。这种情况下,能否从理论上认为科举制度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是考试制度改革首重公平?

  杨东平:1977、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恢复整顿期,还学校以原有的秩序;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启动,有200多所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党政分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朱九思、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最为突出;1989年―1992年是休眠期,教育又回到高度政治化的轨道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受市场经济影响,逐渐走上了一条后来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道路。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并大幅度提高学费。有人测算过,10年里大学学费是原先的10倍;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2000年,一批研究型大学被定为副部级,高校官本位、行政化变本加厉。

1.公平竞争是科举制度的主要精神

  高考制度如何改革

公平竞争是科举制度的主要精神,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科举制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是其被西方借鉴的根本原因[1]。

  人物周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考制度进行了许多次初衷良好的改革,但现在,高考的公正性仍然受到质疑。

科举制的公平竞争精神,有非常强大的制度保障。法学视角的科举制度研究发现,科举法规非常完备,包括了从报名、考试、阅卷、发榜到录用等方方面面的严格规定。例如,唐朝时散见于律、令中的科举法规;宋朝的《天圣礼部考试进士敕》、《至和贡举条制》、《熙宁贡举敕式》、《政和新修御试贡举敕令格式》、《绍兴重修贡举敕令格式》;元朝《大元通制条格》中收录的《学令》;明朝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考试规则《科举集成》;清朝的《钦定科场条例》、《续增科场条例》和专门的《兵部题准武场条例》等。但科举制度毕竟不是科举法制,科举制度的首要目标是选才,而科举法制的目标是通过维护科举制度的秩序与公平,达到考试治理与公平选才的目的。科举科目由多渐少,考试内容由繁至简,考试文体由多样变为单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平性目标逐渐取代选才目标的历程。但这样的结果是,用严苛而详尽的法律来规制科举考试却限制了科举制度改革的基本动力,压抑了考生与官员的能动性,并导致科举制度发展的停滞与墨守成规[2]。

  杨东平:高考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考试制度,一是招生制度。考试制度主要是考试科目的改革,但社会上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招生制度这一块。首先是对配额制不满,也就是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倾向,从1999年起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三是特殊政策,比如各种加分、保送生,是个黑洞。四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舞弊。

在科举制度发展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服务于追求公平的取向[3]。从“兼采时望”到“糊名考校”、从归并考试科目到指定考试内容、从考试形式多样走向八股文取士,无一不是公平的价值取向。正如顾炎武所说:“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专以防奸为主,如弥封、誊录一切之制是也。”[4]

  人物周刊:你们研究院即将出炉的民间版《中国教改方案》里,是怎么构想高考制度改革的呢?

2.人才选拔标准沦为逐步标准化的道德文章

  杨东平:我们的想法首先是“隔离”,设置两道“防火墙”。一是阻隔高考压力向初中、小学传递;主要是取消所有的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缓解小学和初中的择校竞争。第二道“防火墙”是用“会考”评价高中教育,而不用高考录取率评价学校,给高中学校减负。

科举制度的目的本是选拔优秀官员,考试评价标准的科学性是首位的,公平性只是保证考试效度的制度保障。但时至今日,仍然不时可见主张考试制度改革首重公平的呐喊。坚持这类观点者认为,这是科举对高考最重要的启思,也是科举留给当今社会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这很像科举制度错位价值观的历史复活。

  高中毕业生以自然人的身份上街道报名,通知书寄到你家里而不是学校。这样一来,想比较学校之间的录取率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学校长势必大大松口气,那学生的负担自然就能减轻一部分。

人才选拔标准实际上保证的是人才选拔的效度,理论上这是首位的价值追求。但以此视角去分析文官选拔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这是一种“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标准,考试内容由内容较广泛的诗赋之“文”演变到内容较狭窄的经义之“文”,由形式较灵活的、广义的经义之“文”演变到形式较固定刻板的“八股文”[5]。由于八股文被认为是“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这样一来,我国科举时代选拔的人才与选贤任能的初衷渐行渐远,实际选拔的主要是这样几类人才:能用诗赋表达对贤能道理理解的了解之士;能用文采高妙的诗赋表达事物之士;诗赋文采高妙之士;能对儒家七经中贤能道理了解之士;能用八股文体表达对四书五经中道理的了解之士;八股文制艺高妙之士[6]。科举制的实质是一种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如果学术竞争标准沦为一种缺乏科学性的学术躯壳,那择优录取中的“优”,显然只是统治阶级自己认可和认为的“优”,而不是依照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认可的“优”。其结果是难逃厄运,阻碍人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内忧外患下随同清代国家机器垮台被最终废除。

  而高考科目改革,我们设想采用多轨制,按照不同类型高校甚至学科,设置不同组合的多套考卷,例如报考研究型大学的与读高职、技校的是不同的考卷,这样后者就不必“陪绑”。

如果科举制度重视公平而式微科学的结论成立,那就是说,科举制相比之下不太重视甚至压制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尽管科举考试内容历经诗赋到经义的演变,但相比公平竞争而言,这不过是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自然变迁与内容变化体现到了考试内容标准上。这种重视公平与压制考试内容标准科学性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权力因素在起作用呢?本文试图对此做一简要探讨,以有助于理性认识今日考试选拔制度改革中的公平性与科学性问题。

  应试教育的底子在50年代就打下了

二、重视公平竞争始终是稳固政府行政权力之必须

  人物周刊:高考恢复后,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基本倾向于“回到50年代”,是不是真有过一个教育的黄金年代?

科举历史似乎说明,重视公平竞争并不能保证政府行政权力一劳永逸的稳固。但是,它仍然是稳固行政权力的必要条件,这从百姓的权力要求、精英统治权力的需要,都能找到合理的理论基础。行政权力服务于公平竞争的逻辑,主要是机会平等,包括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这对我们理解考试制度改革重视公平的价值观,推进考试制度改革进入实质性公平,都具有重要历史启思。

  杨东平:上世纪50年代初,一方面学习、移植的是苏联模式,将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取消了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实行国家包办教育,民间办学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另一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至上的年代,运动一个接一个,对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尊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都不存在了。而传统教育中那些最坏的东西,比如理论脱离实际、死记硬背、考试至上、僵硬刻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校教育中悄悄保留下来,并跟苏联教学模式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暗合,建立了微妙的联系。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那套教育制度和价值体系也完全是应试教育式的。

1.公平竞争是等级社会下国人追求利益的刚性权力要求

  为生活的教育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和差序人伦的社会。所谓差序格局的社会即等级制度的社会,而等级制社会则自然是等级的人伦,这即“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系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7]。正因为有差序人伦的不平等现实,即使经年累月不断努力劳作,要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社会身份,也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面对古代社会士族门阀势力依然强大的现实,面对血缘门第影响着中下层庶族向上流动的现实。在科考逐步成为读书人改变人生的唯一正途的情况下,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流动升迁功能,自然就对老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人们看到了经由科举当官是实现由卑到尊的位置转换的现实路径。毕竟官员不仅握有权力,享有相当的声望与财富,他们的家属还享有法律规定、习俗承认的种种特权,这些特权表现在礼仪、婚姻、丧葬、祭祀、交通、饮食、衣饰、建筑等生活的各个方面①。于是,渴求公平竞争必然成为社会特别是处境不利者,获取科举利益的普遍愿望和刚性权力。

  人物周刊:有人说,一百多年前的科举制度比今天的高考制度要公平。

2.公平竞争是加强精英统治权力的意识形态逻辑需要

  杨东平:从文化的意义上看,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从而保持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但科举制度下的求学跟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导致了人们读书为“升官发财”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态度,造成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的匮乏。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八股考试,助长了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读书人手脑分离等严重的弊端。面对今天全社会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弊端,我觉得对“为科举正名”、“建立科举学”之类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对统治阶层政治实践而言,重视贤能治国一直是儒家思想的主张,也是政治实践一直努力的方向。儒家非常关注少数精英和理想人格的培养问题,因为精英或理想人格的作用,在于社会规范“礼”的人格化和示范作用,同时也是是通过他们来保证制度化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承。所以科举制度重视公平竞争,目的是选拔出真正的贤能治国之才,加强少数精英统治的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然,科举制是一种精英官僚再生产的机制,是一种社会精英和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机制。东汉以来的战乱纷争教训表明,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官员的选任问题,就无法建立起绝对效忠于自己的职业官僚系统,就不能消除来自上层社会的对大一统皇权的威胁与挑战[8]。当然,我国自古乱世就有大家先覆的结局,历次战乱后的新政府本身也需要挑选精英治国。明代八股文这种考试形式和经学思想内容紧密结合的考试,很大程度上正是适应了这种公平竞争原则中加强权力的意识形态逻辑,才得以沿用五百年。

  人物周刊:未来应该淡化高考这个概念吗?素质教育怎样实现呢?

3.行政权力服务于公平竞争的基本策略

  杨东平: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以各种观念来丰富儿童的心灵,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完美的道德品格的人。杜威说教育是“为生活作准备”。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自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现实中就很可能迷失方向,沦为没有灵魂、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既然来自百姓和政府权力都需要公平竞争,那如何去保证能够公平竞争呢?放眼历史,科举制的基本逻辑其实就是谋求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首先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主要体现为开放报考资格,考试标准上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防止和惩治考试作弊。关于开放报考资格,历史的事实已经清楚显示,除了倡优皂隶等少数所谓贱民以及女子不准报考外,自科举制产生之日起,就基本确立了政府公开招考、士民“怀牒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至于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问题,史实也表明科举所考之学主要是儒家关于道德人生的学问。即使有关于政事方面的策论考试,但基本不占主导地位。由于出题、考试、阅卷、发榜等方方面面,都几乎用制度规定尽可能排除人情干扰,剩下的就只是众考官去评价考生文章在“清真雅正”上的高明程度了。当然,在科举强大的利益面前,防止和惩治作弊始终是政府维护公平竞争的最为艰巨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科场法规那么严密繁多的重要原因。

  晏阳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倡导过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黄炎培搞过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将现代教育乡土化、民族化的尝试,虽然终告无效,但都是有益的探索。我认为,“五四”以后新教育运动中产生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是一个可以指导现实、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哲学。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教育界讨论过“全面发展”这样一个极其美好的理想,但它走偏为“平均发展”的普遍现实,恐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其次是实质性机会平等。对考生而言,不论其原初的社会阶层身份差异,皆有较高比例的中试机会,同时同级别考试的中第者大致拥有相同的职位与待遇。关于这个问题,如今已有大量的历史学、社会学学者的研究统计,这些数据能充分说明至少约1/3还多的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实现了向上流动,尽管这一数量相对于下层占绝对数量的老百姓而言并不算多,但这对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科举制的社会流动功能,中国官民二元结构中还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士”阶层,这是一个粘连官与民的不断流动的阶层,他们不断赋予官员阶层强大的活力。总之,科举制调节着社会结构的平衡,它使上层的精英可以从一种权力、财富、声望的等级结构中得到满足,下层潜在的精英则因这种等级结构并不对他们封闭而抱有希望[9]。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被隔断过,这一课始终没有补上,所以我说它(包括高考在内)还需要一次新的启蒙,一次深刻的变革。

关于实质性机会平等,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策略是谋求不同区域的集体机会公平。它关系到各区省的实际录取比例与指标,是实实在在的集体机会平等。这方面,唐代主要是北方举子占绝对优势。北宋以后则因北方战乱、经济南移而南方举子占绝对优势。所以出现北宋中叶有关分区取士与凭才取士之争,代表北方士子的司马光主张分区取士,主张凭才取士的是代表南方士子的欧阳修。发展到明代,由于洪武三十年会试的“南北榜”事件,完全按分数高下取士逐步演变为分区分省定额取中,其分区录取比例后来较多的是南卷55%、北卷35%,中卷10%[10]。这里的逻辑凸显的是实质上的区域群体机会公平,与今日高考确定分省录取指标及相应录取分数线的道理相类似。就考生个体而论,不是全国而是各区域内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照顾边疆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调动这些地区读书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教育的发展,维护民族的统一。它是区域群体机会公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甚至经济等之间的矛盾,体现在了考试结果上,所以其智慧的解决之道是采取分区定额取士,而不是靠削弱考试的科学性解决,最终并未影响考试效率。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区域群体的机会公平问题,即使在明朝也并未出现按人口实行平均主义配额的情况,足见群体机会公平也不是机会的绝对相等。现实中,那些提出教育或考试公平与效率产生矛盾的论者,也许正是把机会平等理解为了机会绝对的相等,这种公平观恐怕任何时候也难以行得通。还有可能的情形是,这些论者把效率理解为了绝对的考试分数,实际上在式微科学的科举时代,这些分数也不是代表绝对的效率。这样的考试效率观,在今日的考试制度改革里仍旧不时出现,也许正是历史的教训重演,即试图完全以书面的试卷考试论英才。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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